宁夏党委宣传部外宣处二级调研员王燕：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出席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今年恰逢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今天的发布会请高星先生围绕水洞沟遗址百年考古历程及意义和大家交流。高星先生是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出席发布会的还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玉进先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强先生。他们将给大家介绍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及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系列庆祝纪念活动的相关情况。

首先，我们请高星先生介绍情况。

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周口店国际古人类研究中心主任高星：

各位媒体朋友们，上午好，感谢大家对水洞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水洞沟遗址位于宁夏银川市东29公里的灵武市临河镇，黄河支流边沟河两岸。于192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进行了12天，发掘的石器总量达300公斤以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包括鬣狗、羚羊、牛、犀牛和马等。水洞沟遗址发现和发掘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因此，水洞沟遗址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这也是我们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洞沟。1963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带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又一次的发掘。此次发掘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1980年，为了进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对第1地点进行了联合发掘，此次发掘经历了38天，发现了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

自200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2003-2007年，发掘了水洞沟遗址第2、3、4、5、7、8、9、12地点，此次发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新方法、新理念的首次大规模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水平，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与以往考古队不同，2003年进驻的队伍，除钟侃和王惠民两位年龄较长的专家外，其他均为青年科研人员和学生。这次发掘，是一次中国旧石器考古青年队伍培养和训练的发掘，一批年轻学者从水洞沟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这一工作模式也使得水洞沟遗址继周口店遗址后，成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个人才培养基地。从水洞沟走出的新一代学子，许多已经成长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中坚力量。

此次发掘是一次带着明确学术目的的发掘，为的是廓清水洞沟文化的时代和内涵，摆脱此前对水洞沟遗址单个地点的研究，以区域视角考察水洞沟遗址群的文化面貌。发掘采用精细的发掘方法和更为广泛的多学科合作，新思路、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引用，被中国黄土研究之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称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艺复兴”。

2013年，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银川召开。新的研究发现了更多学术问题，例如，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地层、年代问题；第1、2地点的人群关系等。2014-2022年，针对重点问题，我们继续对水洞沟遗址第1、2地点进行发掘工作。2014年至2016年，我们重新梳理了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年代序列，进一步确认了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地层堆积序列和年代数据，在多个层位出土了鸵鸟蛋皮及装饰品，证明了第2地点古人类已具备复杂的象征和认知能力。2018-2022年以来，我们对第1地点进行了5年的大规模系统化的发掘，目前相关的研究工作仍在继续。通过发掘，我们彻底明确了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地层的堆积序列，了解了第1地点旧石器文化层的堆积形成过程。发掘过程中采集了大量的测年样本，出土了包括火塘、石制品、动物化石等珍贵的遗迹、遗物共计1万余件。

此次发掘延续了2003年以来的人才培养策略，并且在2021年承担了国家文物局首届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的培训工作，为我国旧石器考古持续培养新一代力量。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发掘，共计发现了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在跨越距今4万年—1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了大量的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以水洞沟遗址考古材料为研究对象，出版发掘报告3部，博士、硕士论文10余篇，国内外期刊发表理论研究文章百余篇。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水洞沟遗址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在长期合作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创新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目前，这一工作流程也从水洞沟走向全国，被其他地区多个发掘项目采用、借鉴。水洞沟遗址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发祥地，它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历久弥新，在新的百年起点上，水洞沟遗址将继续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光发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不断前进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王燕：

谢谢高星先生。下面请马强副所长作介绍。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马强：

记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大家对宁夏考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加强文物考古工作、守护文化遗产，指明了前进方向。宁夏考古工作者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考古工作重要论述和精髓要义，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相继开展了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旧石器时代遗址，隆德沙塘北塬、周家嘴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盐池张家场汉代城址，贺兰山苏峪口西夏瓷窑址，固原开城安西王府元代遗址等考古发掘项目。开展了彭阳红河流域、六盘山东麓、罗山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石窟寺专项考古调查研究项目。2个项目同时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2个项目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2个项目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考古发掘研究的基础上，建成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洞沟遗址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

持续推进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先后出版考古报告、学术论文集40余部。《西夏六号陵》荣获2013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彭阳海子塬墓地发掘报告》等多部报告和论文荣获宁夏社会科学著作类优秀成果奖，《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荣获全国文博考古最佳论著。《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圆光寺区》首次在考古调查工作中引入数字化技术，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编写树立典范。持续加强出土文物保护，相继组织开展同心倒墩子、王大户青铜器修复保护项目，固原南塬M1401墓葬出土壁画和固原城西墓地出土金属质文物等文保修复项目，修复保护了一批珍贵文物。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发现获国——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城址考古成果展”在宁夏固原博物馆正式开展，此次展览是2017年至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关于红河流域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姚河塬西周城址考古发掘成果的首次全面呈现。

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重要成果。在新时代宁夏考古取得的重要成就中，灵武水洞沟遗址、青铜峡鸽子山遗址、彭阳姚河塬遗址、盐池张家场城址、贺兰苏峪口磁窑址、固原开成安西王府遗址因其多样的文化遗存和独特的学术价值闻名于考古学界，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丰富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水洞沟遗址：“中国史前人类考古的发祥地”（高星先生已经做了详尽的介绍）。

二是鸽子山遗址：“西北地区史前遗址的远古遗珍”。出土各类文化遗物数万件，数十处结构性火塘遗迹，更为重要的发现是鸽子山遗址在距今万年前的地层中揭露了20余处柱洞的建筑类遗迹，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建筑类遗迹，在整个东亚地区也十分少见，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的居址形态和生存模式有重要意义。此外，鸽子山遗址出土较多鸵鸟蛋皮装饰品和复杂纹饰鹿牙装饰品，反映了万年前古人类的审美和精巧的钻孔工艺技术。鸽子山遗址也因此入选2016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获2017年“田野考古一等奖”。

三是姚河塬遗址：“周人经略西北地区的前哨基地”。是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封国都邑城址，城址面积92万平方米，有城墙、城壕、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制陶作坊、诸侯国君大墓、渠池、道路等遗迹。出土的甲骨有“入戎于获侯”的刻辞，表明姚河塬城址是西周分封的史籍失载的获国都邑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周人最西北的军事前哨基地。通过近年来持续的考古发掘，明晰了姚河塬获国城址是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早期，是具有连续性的周文化在西北地区拱卫周王室的桥头堡。因此，姚河塬遗址获评“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田野考古二等奖”“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四是张家场城址。张家场城址是目前河套地区一座规模较大、出土文物丰富的秦汉时期的古城遗址，作为汉代西部边城，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对于探讨秦汉时期王朝管理下的西北边地城邑的城址格局、功能，中原王朝与西北边地的关系，探索秦汉以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内在动力、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特征，研究西北边地考古学文化、民族关系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问题是珍贵的考古学实例，为研究秦汉文化交流、民族融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五是苏峪口磁窑址。发掘的两座瓷窑址首次揭示了西夏高超的瓷器烧造技艺。其产品均为不施化妆土的精细白瓷，与西夏王陵、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离宫遗址等出土的精细白瓷基本一致，可确定这是西夏宫廷用瓷的烧造地，另外，以煤为燃料也和河北定窑等窑场同步，用玛瑙、石英入釉和河南汝窑技术相关，同时也吸收了南方景德镇窑等先进的技术。反映出两宋时期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因此，苏峪口磁窑址被评为“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以纪念水洞沟发现一百周年为契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宁夏考古人将秉持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为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谢谢大家。

王燕：

谢谢马强副所长，下面欢迎各位提问，提问前请通报自己所在的新闻单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我们了解到，在国内，水洞沟遗址被称为史前考古的发祥地，还入选了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国际上同仁是怎么看待这个遗址发现的，我们和国际上有着怎样的合作和交流？

高星：

谢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洞沟遗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就是由中国和前苏联的专家合作进行的。进入21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构主持，期间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来到水洞沟遗址，一起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他们也为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帮助。2013年，举办了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的纪念大会及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探讨了东亚和欧亚大陆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发表的关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

关于水洞沟遗址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之初就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推翻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另一方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对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探索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模式等重大国际学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再就是构建起了水洞沟遗址距今4万-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中国现代人起源的“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提供了支撑，在“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课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中国文化报记者：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请问宁夏在加强考古工作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玉进：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文物考古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多次重要指示批示，为文物考古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将以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为新的起点，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全面落实“考古前置”。出台基本建设用地考古前置管理相关规定，落实“先考古、后出让”制度，优化基本建设工程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流程，实现土地出让“净地”供应。健全完善文物保护区域评估机制，全面推进全区各类园区、开发区文物保护区域评估工作，主动服务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建立健全政府部门主导、专业机构实施、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是加强考古研究阐释。积极参与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推动宁夏地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重要作用的研究阐释，重点开展以水洞沟遗址、鸽子山遗址等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代表的古人类史研究，以周家嘴头遗址、菜园遗址等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代表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以姚河塬遗址、张家场城址、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窨子梁唐墓、西夏陵等商周、秦汉、唐宋遗存考古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发展研究等重大考古研究项目，揭示阐释宁夏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开展贺兰山东麓、六盘山西麓、清水河沿线考古调查。以西夏陵、水洞沟遗址、姚河塬遗址、张家场城址等为重点，加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三是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将文物资源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予以严格保护，加强文物的抢救保护维修，实施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深入开展全区文物行业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全面整治法人违法、排除盗窃盗掘、火灾事故等安全隐患，严厉打击文物违法犯罪，守住文物安全的底线。继续开展依法保护文物的行动，加强文物执法督察，夯实文物安全基础。

四是推动文物与旅游融合发展。深化全区文物博物馆单位开放利用，积极推进有条件的文物博物馆单位申报A级景区，在科学测算、观众（游客）承载力允许并确保安全的条件下，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结合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文物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潮起来。推进文物与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教育科研等深度融合，培育以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考古发掘现场和文物保护单位为支撑的体验旅游、研学实践和休闲旅游线路，发布宁夏文物主题游径名录。

五是强化文物管理机构和人员。落实好中央编办和自治区编办关于加强文物和考古机构编制保障的通知要求，强化文物保护和考古专业队伍建设。加强人才培养，关心爱护基层考古工作者，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物考古工作队伍。

中国新闻社记者：

高星教授刚才介绍水洞沟遗址距今已有4万年的历史，今年也是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对当时水洞沟人的生活情况有没有进一步的了解？

高星：

谢谢你的提问。我们还在研究之中，目前已经取得一定的认识。考古工作，尤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是发掘研究深厚的地层里的遗物和遗迹，像在读一部“天书”，我们叫做“地书”。层层叠叠的地层是一张张的书页，而地层里文化遗物和遗迹，则是书写远古历史的文字。通过解读这些“文字”，我们对水洞沟人的生产、生活、行为方式取得了一定的认识。环境方面，他们面临怎样的资源环境条件。水洞沟人在此地生存的时候，是全球环境变化比较冷的时期，这个区域又在毛乌素沙地边缘，所以有很多沙地、丘陵、草原这样的环境；同时又处在黄河边上，有很多湖泊；这里又是盆地，有很多湿地、水塘。环境多样性造就了水洞沟局部动植物资源富集的生态条件。

我们从遗址里发掘出很多大型的哺乳动物，而且哺乳动物的骨骼都比较破碎，有工具切割的痕迹，这是人类狩猎然后敲骨吸髓，充分食用和利用了这些动物食物资源的结果，还有一些动物骨骼被人类作为原料来加工成工具武器。在利用植物资源方面也是一样，地层里我们发现了孢粉、植物果实，还有通过对现生植物的观察发现，在这个附近区域，应该有二三十种可食性的植物食材，它的根茎或者叶子果实均可食用。而且我们有证据表明，当时人确实食用了这些植物资源，他们的工具上的残留物表明了这一点，也表明了加工植物和动物这种行为。还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就是河流，还有非常丰富的风化岩石，这是远古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料。这些原料主要是白云岩、石英岩、石英砂岩。这些材料对古人类的生存非常重要，这也是水洞沟从4万年以来，人类就不断在此生存演化的原因。但距今2万年左右末次冰期的高峰期，水洞沟没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因为气候特别恶劣，能迁移到更温暖的地区，气候转暖后又回到了水洞沟地区。水洞沟人是怎样进行生存生产呢？主要是利用工具，也就是石器，他们制作了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特点的石器，主要是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等，利用这些工具来获取生存资源，主要是食物。

水洞沟人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非常特殊的行为，比如说集中聚落式居住，此时的居住方式跟后期的定居还不一样。我们的证据就是在第二地点，还有其他地点有密集分布的火塘，这表明，在一定时期，人类在这儿生存且具有一定的规模。还有用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出彩的。他们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把一些石头放到火里烧烤以后，石头质地结构会发生改变，然后制作出规整锋利的石器。他们用火来改造原料是一项重要发明，后期陶器制作、金属器物制作都是这种技术的延续，这项发明是一个极重要文明技术的开端。在水洞沟第十二地点，距今一万两千年（至一万）一千年左右，水洞沟人发明了一种用火新方法，就是石煮法，把石头烧热以后放到水里，水沸腾把里面的食物煮熟食用。这种证据在其他地方很少发现。

这些表明了水洞沟人有他们特殊的适应社会方式、特定的技术发明，有他们的聪明才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国际在线记者：

水洞沟遗址发现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宁夏考古人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能否站在考古人的角度，复原一下宁夏的历史脉络？

马强：

感谢您的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宁夏考古是中国考古百年历程的缩影。经过几代宁夏考古人的不懈努力，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宁夏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史前时期有距今4万年的灵武水洞沟遗址和距今约1.3万年的青铜峡鸽子山遗址，构建了宁夏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约距今4万-1万年的文化演化框架。隆德页河子遗址、周家嘴头遗址等代表了仰韶文化在宁夏区域内的传播，距今约7000-5000年，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海原菜园遗址、隆德沙塘北塬遗址、彭阳打石沟遗址等代表了宁夏齐家文化的发展规模，且宁夏南部地区是齐家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年代距今约4300-1600年左右。

历史时期的遗存见证了文明的互鉴交流融合，姚河塬遗址是目前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表明宁夏南部处于周王朝的管辖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北地区普遍以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为主，如宁夏北部的中宁倪丁村墓地、中卫狼窝子坑墓地，宁夏南部固原地区的杨郎墓地、于家庄墓地、王大户墓地等皆是典型的西戎人群的遗存。出土物中既有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遗物，又有定居农业人群的遗物，表现出很强的游动性和文化上的交融。这些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在秦长城南北两侧与战国秦人杂处，共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宁夏全境属北地郡；汉初，匈奴势力壮大，占据中国西北地区，此时的宁夏地区为汉族、匈奴族和羌族等杂居，汉王朝在此设置属国都尉来管控。同心县发现的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就是内迁的降汉南匈奴人群的墓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北部因羌族之乱，建制废除，形成汉、匈奴、鲜卑、羌、氐、羯、敕勒、柔然等众多部族错杂居住的复杂格局。吴忠北魏墓印证了北魏薄骨律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日常；固原北魏漆棺画墓，道教升天、佛教护法、孝子图等丰富多元的漆棺画，显示出汉文化对鲜卑贵族的深刻影响；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了来自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以及属于萨珊时期巴克特里亚制品的鎏金银壶，反映出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融合。

到了隋唐时期，突厥、敕勒、回鹘、吐蕃等部族活跃在宁夏地区。固原南塬隋唐墓地、彭阳海子塬隋唐墓地等出土的遗物，证实了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拓展和延伸了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

宋元时期，经考古发掘的固原开城安西王府是元世祖忽必烈三子忙哥剌在六盘山的避暑官邸。考古发掘揭示了宫殿建筑基址，除大量精美建筑构建外，还出土景教铁十字架等珍贵文物，彰显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

上述考古发现犹如文明的涓涓细流汇入中华文明江河之中，为实证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做出了“宁夏贡献”。

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

今年恰逢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请问在庆祝纪念方面有什么具体安排？

张玉进：

谢谢您的提问。在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指导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和文史研究馆围绕“发现·见证·中华文明”主题，联合举办系列庆祝纪念活动。活动时间从2023年3月持续到10月，围绕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和宁夏考古工作重要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文物保护利用成效等，通过成果展示、学术交流、转化利用、主题宣传、文旅融合等方式，计划组织实施系列活动27项。其中，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考古成果展、宁夏考古成果展等成果展示活动6项，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宁夏考古国际学术会议、丝绸之路暨北朝时期固原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4项，出版研究成果、推出科普读物、艺术家采风创作等成果转化活动4项，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新时代宁夏考古工作新闻发布会等宣传推介活动8项，公众考古、考古研学、考古文创等文旅融合活动5项。截至目前已开展16项。

8月份前后集中举办系列核心主题活动，8月10日，召开水洞沟发现100周年纪念大会，8月11日至13日，组织召开围绕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暨宁夏考古国际学术会议，拟邀请国家文物局、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出席，邀请国内外考古专家参加。同步组织宁夏“十大考古发现”评选推介、全区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推介、“寻找宁夏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评选推介等系列活动，出版一批考古研究成果，推出一批文物科普读物。

王燕：

时间关系，机会又难得。我们把最后提问的机会留给想与高星先生交流水洞沟遗址考古方面问题的记者朋友。

中国日报记者：

我了解到，水洞沟会对中小学生组织一些研学活动。请问高星先生，水洞沟作为一个教育研习基地，在服务中小学科普教育及研学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高星：

谢谢你的提问。水洞沟遗址在科普教育和研学方面应该是走在全国前列的。2022年它被列入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名单。考古遗址公园有多重的属性。首先是保护和研究，另外就是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能够把这种远古的文化遗产造福于当代社会，包括对中小学提供一些教育资源。具体到水洞沟遗址，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水洞沟遗址举行过几次大型的公众科普活动，包括中国第二届旧石器时代文化节。邀请参观旅游者到遗址区与专家互动，我们面对公众进行科普讲座。同时我们也会派出一些青年学者深入社区，到银川市和灵武市的中小学做一些科普讲座。我们还在水洞沟遗址组织了小小讲解员活动和一些常规的科普活动。

我们组织对主要的遗址点进行了展示，遗址博物馆也有非常丰富的展览内容。同时在遗址核心区有研学体验，中小学生已经把水洞沟遗址作为一个重要的研学基地。暑期水洞沟的旅游者中小学生占比很高，经常会看到学校组织的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活动。这也是地方政府积极推广文物考古研学项目。研学现场，学生们有机会体验模拟打制石器、使用石器，进行模拟考古发掘，还有钻木取火等。同时我们学术界，也愿意为社会提供文化的产品资源，包括大家手头上拿到这个《化石》杂志。这是我们研究所出版的科普杂志，主要是面对中小学，我们已经在这本杂志上第三次推出水洞沟的科普专辑。也是希望能够把这方面学术资源变成我们社会大众的文化产品。而且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来传递信息。

我们学术界，我们文物考古的相关从业人员也都愿意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得不到相关的需求，没有很好地搭建起一个桥梁，我们想做可能还不能够很好去做。这也需要媒体来传递一些信息，收集一些意见，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发挥学术专长这样的机会。

新华社记者：

我们已经在水洞沟研究上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请问高星先生，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有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高星：

学无止境，研无止境，我们肯定会继续来发掘研究。水洞沟这是一个遗址群，我们发掘的面积还非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限。大家要是到遗址去看，看到我们发掘的一些现场和场面就会知道，我们都是在一些沟隘的边边角角做一种抢救性的发掘。因为这些位置假如不发掘，它也会坍塌破坏。所以我们发掘的面积还是非常小的。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要把更多的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留给子孙后代来进行发掘研究。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力量有限，我们每次虽然相对来说队伍比较大，但是因为这种精耕细作的发掘，进展会非常缓慢。假如发掘面积很大，我们根本做不过来。留下大量的空间，也是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基础。同时，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我刚才讲的就是，4万年以来人类在这个地方生存演化、文化发展的大概框架。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还没有被捕捉到。还有很多空白，包括它的一些时段，可能在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地层里面还会保留一些不同时段人类活动的细节。而且当时的人因为不定居，所以他的遗物遗迹会以分散的方式来分布。所以我们发掘面积越大，可能会得到的材料和信息越多，会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尤其一个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人类化石。虽然在第一地点，修路的过程中发现过一块儿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由于脱层它的时代不是很清楚，而且因为这个骨骼比较小，不能对它的形态，包括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和分析。所以未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面找到人类的化石，能够对他们形态进行研究，能够对他们遗传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那么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他是我们本土的人，还是有一定的混血，还是有外来人群的迁徙来共同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都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有待未来的发掘、研究来加以阐释。

王燕：

现场提问就到这里，谢谢高星先生和两位发布人，也请记者朋友们持续关注宁夏文物考古工作。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再见。